高笑||战后初期苏联粮食危机原因探析(1945—1953)
高笑,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摘 要：1945—1953年,苏联陷入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苏德战争不仅导致苏联粮食产量减少,还对农业生产基础造成了长期损害;与此同时,刚走出战争阴霾的苏联又遭逢了多次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其次,苏联的农业经济制度强硬、短视且忽视物质激励,严重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制约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再次,无论是实行粮食配给制还是自由购销制,分配体制内在的弊端未得到有效纠正,导致民众始终无法自由平等地获取足够的粮食。最后,冷战的爆发及升级对国际粮食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素来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苏联终止了粮食进口,并在国内自给困难的情况下仍继续出口粮食,导致了不可逆转的贸易逆差,加剧了国内粮食危机的严重性。
关键词：苏联;粮食危机;农民;集体农庄
二战后,苏联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然而,与其在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取得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粮食严重匮乏,出现长达数年的粮食危机。战后头一年,民众忍饥挨饿,濒临死亡。1946年,饥荒爆发,全苏粮食缺口高达580万吨,工人的粮食供应频频中断,农民人均获得的粮食比1940年少40%,上百万人因饥饿及其引发的结核病、斑疹伤寒和痢疾等而丧生。直到1953年,民众的粮食消费水平仍低于1940年,粮食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不禁让人思考：为何强盛的苏联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粮食危机,进而对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
俄罗斯学界对于战后初期苏联粮食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苏联时期的学者否认战后初期粮食危机的存在,错误地得出了四五计划期间农业完全恢复的结论。苏联解体后,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官方档案的逐渐公开,有三位代表性学者为此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В.Н.克鲁格洛夫认为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引发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加之恶劣的气候状况及不合理的粮食对外贸易政策,共同导致了粮食供需的紧张局势。然而,这一观点忽视了苏德战争和不平等的粮食分配制度对粮食危机的重要影响。Е.Ю.祖布科娃主张粮食危机不仅与战乱和干旱有关,还与加大粮食征购基数以及战后未立即进行解散集体农庄等激进变革有关。然而,她未充分考虑到农村缺乏劳动力、机械和牲畜,个体农业经济难以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求。В.Ф.济马将引发这场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战争、干旱、粮食征购政策及由于收入奇低而导致的农民劳动纪律涣散。然而,他以“饥荒是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为依据,主张这场粮食危机更多的是人祸,是苏联政府为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而蓄意组织的政治迫害。这一结论缺乏充分的论证,又与前文论述的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相矛盾,容易造成误导。欧美学者和国内学者对苏联农业和粮食问题的研究角度各异,有人聚焦于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贸易制度,有人分析了1946—1948年饥荒始末,还有人收集了关于战后农民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原始档案,揭示了苏联农民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这些学者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却未直接探讨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本文借助俄文档案文献、官方统计数据、政府决议等资料,在把握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和苏联全社会动员体制的历史背景下,从客观因素、农业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对外贸易四个关键角度,深入剖析苏德战争结束至斯大林逝世期间苏联粮食危机的原因、程度、影响及解决该问题的复杂性,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苏联农业发展历程以及农业经济制度成败得失等方面的问题。
粮食危机的客观因素和爆发
苏德战争使得劳力匮乏、土地荒芜、机械损毁、役畜减少,直接导致了苏联粮食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在战后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高温干旱、低温霜冻灾害频发,使粮食生产进一步受挫,粮食供应长期不足。
苏德战争对苏联农业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德军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中斯拉夫等主要产粮区,纵火焚毁了大片庄稼,并在农田中埋设了地雷破坏耕作。1940年,全苏耕地面积为1.5亿公顷,但战争结束时已减少至1.1亿公顷。同时,战前建立的轮作制度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不仅如此,而且德军摧毁了137个农业科学研究所,拆卸或抢走了约14万台拖拉机、5万台联合收割机和400万台犁、耙等农具。1945年年底,40%～50%的集体农庄没有播种机、割草机、收割机和脱粒机。遗留的农用机械分布不均,质量低下,因燃料、备件和维修设备短缺而利用率低,严重延误了农时。此外,德军还屠宰或掳走700万匹马和1700万头牛,导致1946年年初集体农庄的马匹数量仅为战前的46%,牛的数量为战前的95%。幸存的役畜多数虚弱或患病,无法胜任繁重的田间劳动。
与此同时,大量农民投身军伍或从事后方工作,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年龄和性别结构。1945年苏联农村人口相较1941年减少了15%,农村劳动人口减少了33%,农村适龄男性劳动人口减少了62%,形成了劳动力短缺、男女比例失衡和萎缩人口再生产的模式。
由于战前建立的生产基础几乎完全被毁,О.М.韦尔比茨卡娅指出,战后苏联农业倒退了15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言,苏联集体农庄制度即将崩溃,前德占区农业复兴困难。
战后初期,苏联农业还未从战争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就频遭自然灾害的侵袭。1946年,苏联爆发了自18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此次干旱波及了摩尔达维亚、乌克兰、伏尔加河沿岸、顿河沿岸、罗斯托夫州及中央黑土区等重要产粮区,多地连续60～70天未见降雨,乌克兰的年降水量为16毫米,库尔斯克州的年降水量低至10毫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年降水量更不足9毫米。
1950年,中央黑土区东部、伏尔加河下游、顿河中下游、乌克兰东部等地出现干旱。1951年,伏尔加河沿岸、中央黑土区东南部、乌克兰南部和东南部、比萨拉比亚、北高加索东部、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等主要产粮区再次遭受严重干旱。苏联欧洲部分的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减少了四分之一,哈萨克斯坦北部的降水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西西伯利亚的降水量减少了40%～56%。乌拉尔还遭受了干热风和夏季霜冻灾害。1952年,干旱再次席卷了乌克兰、摩尔达维亚、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地。1953年夏秋,乌克兰南部的降水量仅为往年同一时期的2%～6%,伏尔加河下游地区30%以上的作物枯死。
在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下,战后初期苏联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二战结束后,粮食短缺和饥饿已经深刻地融入了苏联民众的日常生活,导致许多人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甚至濒临死亡。一些公民通过写信向政府部门和国家领导人反映了粮食危机的现实情况。如伊万诺夫在信中写道：“战争结束后,粮食供应没有改善,与之前一样,现在的我们也只能饮水饱。”又如沃斯托科夫致沃兹涅先斯基的信中表示：“当地中小学生健康检查结果表明,50%的孩子因饥饿患有结核病。”
1946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仅为1940年的64%,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白俄罗斯等粮食主产区陷入大饥馑。1947年2—8月,饥荒达到顶峰,波及全国各地,各地政府纷纷向中央报告饥荒死亡人数。婴儿死亡率是粮食危机的晴雨表,1946—1947年,苏联城市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上升了67%。在伊万诺沃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和高尔基市等地,每五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在出生当年夭折。
虽然随着干旱的缓解,1948年年初大规模的饥荒终止,但是,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持续影响,多数人仍然只能依赖有限的粮食和替代品来维持生计,粮食危机演变成了战后初期苏联政府不得不应对的一场深刻挑战。
战后初期苏联农业经济制度弊端
除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外,制度因素也对粮食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战后初期,苏联重工轻农的畸形经济结构和忽视物质激励的集体农庄制度未能为粮食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导致农民普遍漠视集体劳动,部分农民脱离或半脱离生产,严重制约了粮食生产的恢复。
战后,苏联政府颁布了包括《关于1946—1950年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法律》《关于战后时期大力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关于扩大苏联东部地区谷物作物特别是春小麦的播种面积和提高其单位面积产量》在内的一系列决议,旨在实现两个基本方针：一是强化重工轻农的国民经济结构,二是强化集体农庄制度。
在经济结构方面,重工轻农的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首先,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赖于开垦土地、兴修水利、防治虫害等大型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都需要巨额的财政资金支持。然而,苏联政府对农业领域的资金投入相对不足。1946—1953年,农业投资额仅占总投资额的14%～15%。其次,苏联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和国家招工制度等多种手段,一次次地从农村和农业抽取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断地给城市和重工业“输血”。1946—1953年,农业创造了2980亿卢布的国民收入,其中35%被用于支持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建设。
在集体农庄制度方面,战后初期持续增加的征购量、低廉的征购价格和两度提高的税收显著降低了农民劳动的边际回报率。农民从集体劳动中获得的收益微乎其微。如在1952年的俄罗斯,一个由一对在集体农庄劳动的父母和一两个幼儿组成的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只能从集体农庄获得250卢布、极少量的谷物和蔬菜。这显然无法维持一家人一年的生活所需。
以上“强制农民为战后重建买单”的方针政策导致农村人口外流加剧,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民不愿参加集体劳动,从而降低了集体经济的生产力,削弱了粮食生产水平。
战后初期,国家政策引发的农村人口外流导致了严重的农业劳动力短缺。苏联采取三种主要措施强制或鼓励农民离开农村。第一,各地政府往往忽视禁止从经济薄弱的集体农庄雇用农民的规定,通过招募制度强制招募农民进入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和建筑等行业工作。第二,各地政府宣传劳动后备部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制度,鼓励或强制农民子女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并进入特定的工业部门工作。第三,战后集体农庄制度再次强行降低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家园,前往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这些政策导致农村人口外流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历史巅峰,8年间约有八百万人离开了农村。这不仅减少了本已紧缺的劳动力资源,还严重干扰了农业的正常运作。同时,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民众对粮食的需求必然增加。因此,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加剧。
除了农村人口外流的加剧,留在农庄的庄员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生产效率大幅下降。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许多庄员未达到法定的最低劳动时长。《集体农庄庄员劳动章程》规定,农忙期间的劳动时间应为每日6～22时,午休2～3小时。然而,现实中违反规定的现象相当普遍。1945—1953年,全苏每年有1.2%～2.6%的庄员完全不参加集体劳动,15%～17%的庄员未达到每年的最低劳动时长。其次,还有一部分庄员虽然参与集体劳动,但在实际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无法完成预定的任务。如1948年,在古比雪夫州十月革命集体农庄,仅有5%的庄员达到每日劳动定额,而在克孜勒克里亚谢集体农庄没有一人达到每日劳动定额。集体农庄干部的亲属更甚。流传的小曲“工长的妻子不劳动,她每天咯咯笑,就能记工分”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现象。
苏联政府认为农业低迷主要是由于农民的不合作所致。为了整顿集体劳动的纪律,1946—1948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措施》《关于改进集体农庄组织、提高生产力和调整劳动报酬的措施》和《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并过反社会的寄生生活的人驱逐到偏远地区》三项决议,规定将未达到最低劳动天数的“寄生虫”和“懒汉”流放8年,以迫使庄员更多地参与集体劳动。决议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种简单粗暴的行政强制手段未能解决物质激励的根本问题,且在实际执行中很少被落实,因此,庄员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屡禁不止,对粮食生产造成了极大影响。
粮食分配制度的消极影响
战后伊始,苏联一直坚持采用不平等和效率低下的粮食配给制。然而,随着这一制度的僵化以及向和平年代的过渡,1947年年底,苏联政府废除了配给制,引入了一种看似更稳定、更灵活、更公平的自由购销制。然而,这次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粮食分配体制,因此未能取得显著成效。
1945年至1947年年底,苏联一直沿用战时建立的食品分配制度。其中,票证配给制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苏联政府基于有效利用粮食资源并严格计算消耗量,分为四类配给标准。第一类为工人、教师、科学家、作家、医生等,第二类为企事业单位职员,第三类为工人和职员的家属,第四类为儿童。不同类别有不同的购买额,具体而言,工人每月可购买1500克或1200克谷物和通心粉,职员为800克,老人为600克,儿童为800克。此外,苏联政府还制定了不同种类和标准的补充食品、食堂券或粮票,以奖励重点行业或超额生产的人员。这一食品分配制度为城镇居民和部分农村居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粮食,避免了饥饿的扩散。然而,它对民众获取粮食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首先,有效配给不足。配给制无法将全体人民纳入其系统之内,最需要救济的非优先社会成员被排除在配给系统之外,完全丧失了低价购粮的权利。很多地区向中央政府报告此类人口因“只能去商店看粮却不能买粮”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此外,配给时经常出现粮食供应不足、延迟供应甚至持续数天或数周的供应中断。如据1945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信息科的报告,13个州在供应粮食时都曾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足或中断。所供应的粮食质量低劣,甚至掺杂杂质。如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供应带壳燕麦和掺有荞麦、石子和渣滓的粥。又如斯塔夫罗波尔州供应劣质面粉,其中常夹杂破布、垃圾、细麻线等异物。这些数量少、质量差的粮食无法保障身体所需的营养和热量,对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
其次,配给效率低下,在发放配给证和粮食兑换方面尤为明显。发放配给证时,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将配给证分发给各个部门,再由部门逐级分发给工人,这一复杂的流程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导致工人通常要等到配给证到期当天才能获得它们,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不便。此外,在粮食兑换过程中,偏远农村地区的贸易点稀少,农村工人不得不每天步行数十公里前往最近的商店买粮,然而,由于商店不按规定的时间营业、排队时间过长或者粮食售罄,导致他们经常无法及时获得所需的粮食。
最后,配给制缺乏弹性,供给能力不断下降。虽然在战争期间,配给制为大多数人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但战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配给人数不受控地增长,配给制的实施难度显著提高,逐渐失去了原有效力,濒临崩溃。最显著的表现为,在饥荒期间,配给制无法保证配给人群的最低粮食需求,2300万名农村地区的工人、行政人员及其家属和350万名城市地区的退休人员失去了粮食的配给资格。同时,粮食配给量下降,甚至就连优待人员的粮食供应都明显恶化。此外,配给制的失效还表现在公职人员的腐败、滥用职权及黑市活动的猖獗,导致大量粮食流入非正常的分配渠道,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升级。
上述一系列问题使得配给制无法持续,需要进行深刻的改革和调整。
1947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货币改革和废除食品及制成品配给证的法令》。该法令的核心是将食品和工业品的分配方式从定额销售改为自由购销。这一法令的出台带来了粮食分配制度的重要变革。
废除定量配给制初期,人们普遍误以为这标志着经济复苏和贸易正常化,预期能显著改善粮食供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由购销期间,民众的粮食消费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自由购销时期仍存在着供应等级和消费限制。粮食在市场中的投放仍受国家战略导向的影响,城市的供应高于农村,主要工业中心的供应高于偏远地区。城市主要将粮食分发至企事业单位,剩余的才被送往商店销售,而农村的供应仍局限于原配给人口,供应量相对城市较低。同时,当粮食严重短缺时,一些地方违反了自由购销规则,恢复了配给证、购货证和通行证,或经地方当局批准重新启用了封闭式供应商店,强化了粮食供应的限制。部分地区还实行了特供制度,专门为官僚名流提供优质充足的粮食。
第二,在自由购销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市场上的粮食供应不稳定,引发了抢粮风潮。每当粮食市场开放或粮价出现调整时,大批民众涌入市场,争相购买粮食,甚至出现了拥挤踩踏事故。如1948年春,新西伯利亚的多家商店连续数日未供应粮食,结果七八百人排起了长龙,人们争相涌入柜台前购买粮食,甚至有人不惜踩着其他顾客的头冲到柜台前购粮,因此当地政府不得不派出警察来维护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不惜动用私人关系来获取粮食,从而形成了一套潜规则,即通过走后门、攀关系、行贿等非正当手段与商业机构或政府机构内部人员建立私人联系,以获取粮食或购粮资格,从而使其他人失去了平等获取粮食的机会。
第三,在自由购销时期,全国各地频繁发生盗粮事件。1947年6月,《关于盗窃国家和公共财产刑事责任的法令》颁布,规定了盗窃被处以5～25年不等的监禁刑罚,对于未向有关机构报告盗窃行径的人处以2～3年的监禁。1947—1953年,130万人因盗窃被定罪,其中大多数是因为偷盗粮食。在缺粮少食、濒临死亡的人看来,盗粮并非道德败坏、反叛或犯罪,而是无助者为了裹腹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简单、最常见、最急迫的生存策略。因此,尽管法律对盗粮采取了严厉制裁,但由于生存压力,人们不惜冒险采取这一生存策略,导致盗粮事件不断增加。
粮食对外贸易逆差加剧了国内的粮食危机
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贸关系对苏联粮食贸易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冷战爆发后,美苏之间设置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壁垒,将粮食贸易与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紧密交织,导致美国终止对苏联的粮食援助。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国内正面临粮食危机,却大量出口粮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粮食困境。
战时,苏联的粮食自给率就很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供应。战后伊始,诸战胜国都试图维持战时建立的合作关系,共同构建和平的国际局势。1946年,苏联爆发了大规模饥荒。同年,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受灾最重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运送了价值2.5亿美元的粮食和种子等物资。随后,美国、阿根廷、丹麦、伊朗和瑞士通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粮食援助。显然,如果没有国外的援助,死于饥荒的人会更多。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恶化和冷战升级,美苏从战略伙伴演变为竞争对手。一方面,杜鲁门政府逐步调整了粮食武器化战略,将过剩粮食的出口与政治利益相结合。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把对外经济援助问题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同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联系了起来,美国对苏经济政策越来越向经济遏制的方向发展。随后,根据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被解散。同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决定：“为维护美国的安全,应立即、无限期地停止向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美国的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强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另一方面,渊源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认为二战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瓦解,社会主义将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形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世界市场和阵营。因此,苏联在战后的一系列外交政策都是围绕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展开的。1946年2月,斯大林发表了重要演讲,指出资本主义是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3月,斯大林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将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称为“对苏宣战的宣言”。斯大林为防止新的粮食贷款暴露苏联经济上的脆弱,深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依赖,坚决实行自给自足的粮食政策,拒绝资本主义国家援助。1947年秋,加拿大红十字会提供10万美元食品援助,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将其视为间谍行为,并予以拒绝;瑞士援助苏联儿童委员会请求携物资前往摩尔达维亚,同样被苏联政府拒绝。
在苏联国内正处于粮食危机的同时,却大量出口粮食。苏联粮食出口背后涉及复杂原因。其一,苏联政府将粮食大规模出口到欧洲市场,以获取外汇购置国外的工业机械和设备,以支持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其二,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矛盾,苏联政府将粮食视为重要的政治和外交筹码,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苏联向法国出口粮食,以支持法国共产主义者的竞选,扩展其势力范围;以兄弟援助的形式向东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粮食援助,以稳固新政权,推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还向与其维持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加强与美国的竞争,扩大国际影响力。
面对国内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苏联政府加大了从集体农庄征购粮食的力度,同时减少了农民的实物报酬,以满足大规模粮食出口的需求。尤其在饥荒期间,苏联政府为了应对国内粮食奇缺的局面,采取了节约粮食的政策,通过削减或完全停止分发粮食配给卡来降低原本不多的粮食消耗量,在国内救济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出口储备粮。1946—1947年,苏联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法国供应了粮食,粮食总出口量达到了250万吨。1948年,苏联向歉收的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20万吨小麦和20万吨饲料粮,向罗马尼亚提供了3万吨春小麦种子,向德国交付了10万吨小麦,向巴基斯坦提供了8万吨小麦,向以色列提供了10万吨储备粮,粮食总出口量为320万吨,仅比1938—1940年三年出口总量少40万吨。1952年,苏联分别与意大利、挪威、芬兰、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朝鲜、埃及和印度签署了出口小麦、黑麦等谷物的贸易协定,粮食出口量进一步增至450万吨。
然而,这一策略牺牲了本国民众,导致国内粮食供应愈发恶化,供需矛盾愈加尖锐,引发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和质疑。有人认为向其他国家提供粮食援助是多余的,质疑道：“为何在本国人民饥饿之际向外国提供粮食援助?”某些人甚至将出口粮食视为对本国人民的不友好行为,指责道：“因为苏联为他国供应粮食,导致国内粮食危机且价格昂贵。”“现今的生活比德占期还糟糕。在德国统治下,物资充足,但如今所有资源却被输送到海外,本国人民却挨饿。”
结 语
1945—1953年苏联粮食危机是一场综合性危机,其原因复杂多样。在这段时期,苏联经历了战争、天灾、冷战等一系列严峻考验,粮食生产环节和分配环节都出现问题,使得这场粮食危机变得极为致命。
在生产环节,苏德战争耗尽了苏联农村的大部分资源,严重破坏了粮食生产。战后重建时,农业获得的资金、劳力和技术十分有限,恢复的时间远超出了最初预期。同时,频发的自然灾害对粮食作物的生长和产量形成不利影响,进一步加重了粮食危机。此外,战后苏联政府强化了集体农庄制度和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导致农民普遍不愿种粮,粮食总收成没有增加。
在流通环节,战后初期苏联粮食配给制及其改革并未改变苏联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干预粮食分配、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本质。在配给制下,苏联政府无法有效地满足全体民众的最低粮食需求。实行自由购销制后,粮食消费也未真正受到市场供需关系的调控,消费限制变得隐性,底层民众仍难以获得足够的粮食。此外,随着冷战升级,资本主义国家终止了对苏联的粮食援助,苏联政府在国内粮食危机的情况下继续大规模出口粮食,导致国内产需缺口进一步扩大。这两个因素使粮食消费环节不断恶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发粮食危机的战争因素、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斯大林主政的农业政策、粮食对外贸易政策和粮食分配政策这三种因素仍持续发挥作用,因为它们是自20年代开始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二战的胜利使斯大林政权一方面建立了制度自信,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路径依赖,继续实行准战时体制。斯大林政府主要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和军工综合体,而在粮食供应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方面所做的工作屈指可数,更不用说进行伤筋动骨的农业改革以回应时代的需要。这一体制选择推动了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和军事化,但也导致了农业日渐衰颓,粮食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最终,粮食生产成为整个苏联社会经济体系中最脆弱的环节,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连锁危机。
在政治层面,数年的粮食危机削弱了苏联在美苏争霸中的议价能力,严重制约了其与美国的竞争和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在经济层面,粮食危机伴随着粮价上涨和库存减少,决定了谁能获得粮食,谁就能获得生存机会。低收入的苏联农民和工人难以承担高昂的粮价,只得削减粮食消费,导致诸多健康问题,甚至死亡。富裕阶层不仅增加了粮食支出,还增加了饲料和食品支出,进而导致全苏通胀加剧和经济恶化。在社会层面,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在获取粮食的权利和能力上存在巨大差异,这加剧了贫富差距、社会阶层分化和民众广泛的不满情绪。一些人向上级领导和媒体写信求助,而另一些人则拒绝工作。与此同时,粮食危机还导致犯罪和腐败现象日益增多。
战后初期悲剧性的粮食危机历史是苏联进行农业改革的重要推手。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之一就是粮食危机。他公开承认了粮食危机严重的事实,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农业改革,与美国开展缓和外交,最终取得了一定成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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